商洛有几千年历史

陕西从西周起，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周族是陕西关中一个古老的部族，周人以周原（宝鸡）为活动中心后，就有了文字记事，把卜辞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刻在骨片上，后来又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周代的古阴阳历，就是中国最早的历法。

秦阿房宫、秦始皇陵、汉阳陵、乾陵、桥陵等都记录印证了陕西古代文化，其中已开发的秦始皇兵马俑坑，就展现了一个巨大地下雕塑艺术宝库，反映出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平，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不知道不知道啵啵啵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不知道啊？1000多年的历史吧，我也不知道。

地处陕东南的商洛市，地域特色鲜明，文化类型多样，是我国少有的一块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明为一体、南北文化交汇、秦楚先民融合、远近古代文化遗存丰富、近现代文化积淀深厚的一片文化沃州，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从商洛河流流域构成看，这里既是黄河的主要支流洛河的发源地，又是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水系中丹江的发源地。商洛古时曾称上洛，应该就是从洛河上游所在地而得名的。这里既有人类100多万年前繁衍生息的洛南旧石器文化遗址，又有华夏文化形成早期的仓颉造字处。近年考古发现的东龙山文化遗址，保留了夏商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为我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佐证。

汉唐时代，长期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长安，对商州文化的发展影响非常明显。而作为中央政权通往东南中国的大通衢，也成为官员贬谪升迁、学子赶考的交通要道，留下了不同人群心灵轨迹的不同文字记录，也成为商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路归”的自嘲；有书写山川之壮美，物华之灵秀，讴歌民风之纯朴，田园之妙趣，把人带入“风来花落帽，云过雨沾衣”的胜境之中；有慷慨激越，感叹雄关漫道之艰辛，道出了“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千古浩叹；有追忆往昔，为仕途奔走者的肺腑心声，引出“来往悲欢万里心，多从此路计浮沉”，“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商山名利路，夜亦有行人”，那种得意之欢和失落之情尽现其中。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五代以来，这里逐渐地被边缘

化而成为偏远山区，正是由于这里地处偏远，便历来为躲避战乱、躲避朝廷追杀、逃荒谋生各色人等的理想住所。因此区域内人口结构相对比较复杂，有客家人、两湖两广下户人，形成了多族群、多文化背景的人群结构。同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使许多客居的族群保

留了比较完整的原住地文化特点，比如婚俗特点、语言特点。这里居住的一些下户人家至今还保留着夜晚婚嫁娶亲的习俗，也有一乡不同音的语言特点。

商洛历史悠久，仅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就达200多处，载入全国文物地图册的达一千多处。这里有改革家商鞅的封邑，有秦末汉初隐居的四皓墓冢，有秦楚分界的楚国方城遗址，也有宋金遗存的庙宇建筑。这里更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楚血刃、刘邦挥师、宋金鏖战、闯王屯兵，都曾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痕迹。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北上时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李先念中原突围后来商建立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更是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迹和红色文化遗存。

商洛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民间艺术、戏剧、文学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纤夫号子，商山民歌，凸显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商洛作家群享誉海内外；又有“戏剧之乡”、“花鼓之乡”的美称；加上文人作家辈出的现代文化大观，无不彰显商

洛独特的历史文化蕴含。概括商洛文化中的地域特征，我以为大致有以商於古道为主轴的丹江流域出现的六大特色文化。

一、商洛诗歌文化特色。近年来，一些同志提出了在汉唐时代，出古长安城向西，走出了一条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即经济之路。而出古长安向东，则有一条通往东南中国的诗歌之路，这便是平行于丹江、史称商於古道的文化之路。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商洛诗歌文化特色。

有唐之际，李白、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韩愈、杜牧、李商隐等一大批文坛巨匠，有的多次来往其间，有的曾寓居、游历于此。写下了数百篇(首)脍炙人口的诗文，从而使沿商於古道形成了一条闻名于世的诗歌之路、文化之路。这条诗歌文化之路影响深远。宋至清末，更有无数骚人墨客或途径此地，或谪居于此。他们寄情山水，凭吊古迹，咏史抒怀，留下了不朽的绝唱佳作。具有代表性的有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之一王禹，清代商州籍学人王时叙。历史文化的积淀，历代名家的诗作，给地处这一条通道上的商洛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孕育成就了商洛一代又一代的诗歌作者，促进了诗歌在这块土地上的繁荣。早在上世纪50年代，商州农民作者房成华的民歌《唱得幸福落满坡》，就被收入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这首歌儿已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至今不衰。近年来，商洛诗坛更是创作喜人，青年诗人彗玮等人的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奖。诗歌爱好者大量涌现，诗歌流派纷呈异彩。《商山诗坛》刊发的大量诗作，应该说都有汉唐遗风影响的影子。

二、闯王文化现象。明末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在商洛山8进8出先后达14年之久。这14年间，形成的影响、遗留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有官方史志的反面描述，有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还有经考证为其活动场所的遗迹。特别是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与西影准备开拍的百集电视连续剧《李自成》、已经整理和即将整理的闯王文学作品及相关研究文集，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商洛在全国独有的一大文化特色。在闯王文化现象中，人们除敬仰其敢闯敢斗的精神，通过不同的形式再现闯王李自成当年在商洛养精蓄锐，秣马厉兵，重振军威，进而挥戈东进推翻明王朝的辉煌战争场面外，更多的则是从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中得到启示，重温《甲申300年祭》对人们的警示。

三、平凹文化现象。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商洛作家群，创作了以商洛为生活基础的数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在世界也有一定影响的独具特色的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现代文化大观，即平凹现象。贾平凹出身农民之家，对农民、农村、对家乡寄予着深厚的感情和希望。从以平凹为代表的商洛作家群的笔下，把近现代以来的商洛社会生活面貌，活生生的展现给了世人，留给了子孙。这些作品，正如一些评论家讲的，对现今中国文坛有着很大的影响。而贾平凹本人，也已成为商洛一张经常示人于外的名片。

四、特色戏剧文化。建国以来，商洛创作并演出了一大批优秀剧目，不同时期都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商洛由此成为闻名遐迩的戏剧之乡，以商洛花鼓为代表的戏剧文化，更是商洛别树一帜的特色文化。地处鄂豫陕三省结合部的商洛市，地理位置特殊，人口源流多样，秦楚文化相互影响，境内戏曲文化丰富多彩。剧种有秦腔、汉调二簧、商洛道情、商洛花鼓、豫剧、曲剧、曲子、话剧、歌剧等。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商洛戏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了兴盛时期，不断有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佳作问世，为商洛赢得了荣誉，并被誉为戏剧之乡。五十年代的商洛花鼓《夫妻观灯》晋京怀仁堂，六十年代商洛道情《一文钱》被搬上银幕，

七十年代《屠夫状元》唱红大江南北，八十年代《六斤县长》走近老百姓的心中。跨入21世纪，商洛戏剧事业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现代花鼓戏《月亮光光》，在2002年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上一炮打响，赢得一片赞誉。2004年又荣获文华奖多项大奖，在全国引起轰动。最近国务院已将“商洛花鼓”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五、特色民俗文化。秦岭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商洛属中国地理上的南北过渡地带，也是文化上的过渡地带，秦楚文化交融，使丹江沿岸和整个商洛的民俗文化亦独具特色。基于人口源流的不同，人们的个性及文化生活，便必然的打上了不同文化类型的烙印。加之丹江漕运的兴盛发达，当年那“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的水旱货运，更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汇创造了条件。兼北方之粗犷，融南方之灵秀，形成了商洛人性格的特殊性和民情风俗的多样性。群众中流传有“八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说法。因此，这里的年俗节习，待人接物，甚至还有地名人名都明显区别于其他地方。有些地名还与古代战争有明显的联系，比如：关、寨、营等地名遍布商洛各地。具有明显的巴楚文化特色的商山号子，商洛山歌，更是曾唱响商洛大地。

六、红色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商洛曾经两度成为革命根据地之一，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以老区精神为标志的红色文化。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王震、徐海东、程子华、汪锋、唐树、刘志丹、许世友、关向应、徐宝珊、郑位三、陈少敏、陈先瑞等，先后率西北工农革命军、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红26军、红25军、红15军团和中原解放军，出生入死，转战商洛，谱写了一曲一曲商山壮歌，留下了无数铮铮忠骨，为中国革命史写上了光辉的一页。这些革命先辈和在商洛坚持武装斗争的地方武装一起，创造的武装斗争故事，其精彩绝伦的场面，惊心动魄的场面，感人心魄的场面，都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所无法企及的。

解放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老区的建设非常关心，先后有胡耀邦、温家宝、田纪云、陈俊生、布赫、彭佩云、钱正英等领导到商洛视察指导工作。1995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冒着严寒，亲临商洛访贫问苦视察工作，并亲笔题写了“发扬老区精神，振兴商洛经济”的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为商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以老区精神为标志的红色文化作了明确的阐释和定位，成为商洛不断实现突破发展的强大动力。丰厚的文化蕴涵，为开展商洛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是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独特资源优势和基础与条件。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把商洛文化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取得丰硕的成果。同时，要大力发展各种文化产业和特色文化旅游，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使其成为实现商洛突破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